天没亮透，江南市北郊的监狱门口雾蒙蒙的。
林骁站在铁门外五十米的路边，大衣领子竖着，肩上落了一层霜。虎九蹲在马路牙子上抽烟，烟头在雾里一明一灭，像只困倦的萤火虫。他没问骁爷为什么不进去等——监狱的铁门从里面打开之前，站在门外等的人，每一分钟都是煎熬。
林骁手里拎着一个袋子。袋子里是一套新买的衣服，深灰色的夹克，藏青色裤子，还有一双软底布鞋。衣服是昨天晚上让虎九的手下去买的，尺码是凭记忆报的——父亲身高一米七六，腰围二尺六，鞋码西十二。报完他沉默了一会儿，又补了一句：夹克买大一号。
他不确定父亲现在还有没有一米七六，二尺六的腰围还撑不撑得起来。
铁门上的小门开了。
一个穿着囚服的人走出来，身后跟着管教干部。管教干部手里拿着一份释放证明书，抬头看了一眼门口等的人，又低头对那人说了句什么。
那人点了点头。
林骁的手指收紧了。
那个点头的动作，他认得。父亲跟人说话时习惯微微点头，不是附和，是骨子里的温和，对谁都是这样。卖菜的、修鞋的、当年厂子里的老工人，谁跟他说话他都微微点着头听。母亲说他这是没脾气，父亲就笑，说听人把话说完是最起码的尊重。
就是这么个人，被人关了三年。
林正宏走下台阶。
他走得很慢，不是故意慢，是腿脚不太灵便。三年前进去的时候还不这样，头发虽有些花白但腰板是首的，走路带风，车间里的年轻工人追他都费劲。现在他佝偻着背，肩膀往前缩，像胸口揣着块石头。囚服套在身上空荡荡的，领口露出一截脖子，皮肤松弛地堆在锁骨上，喉结显得格外突出。
头发全白了。不是花白，是白透了，像深秋的芦苇穗子，一根黑的都找不着。
林骁的脚钉在原地。
他在北联战场上见过被围困的孤城，见过断粮三天的兵，见过炮弹坑里爬出来的伤员。他以为自己什么都见过了，心早就硬成了石头。
但父亲从监狱铁门里走出来的那个瞬间，那块石头裂了一道缝。
林正宏抬起头。
雾散了一些，晨光从东边漏过来，照在监狱门口的灰砖墙上。他眯着眼往路边看，看见一辆黑色的老款奔驰，车旁边站着两个人。一个蹲在马路牙子上抽烟的大个子，他不认识。另一个站在路中间，穿黑色大衣，肩宽腰窄，手里拎着一个服装袋。
林正宏的脚步停了。
手里的释放证明书被风吹得哗哗响，他没按住，纸张从指缝里滑出去，飘到地上，被风推着翻了两翻。管教干部弯腰帮他捡起来，他也没接。
他盯着那个穿黑色大衣的年轻人。
嘴唇动了动，没出声。喉结上下滚了一下。
“骁儿？”
那声骁儿，是从嗓子眼最深处挤出来的，经过了三年的牢饭、八年的思念、无数个翻来覆去睡不着的夜晚，挤到这清晨的雾气里，己经碎得不成样子了。
林骁走上去。
两步。三步。
走到父亲面前，他看清了父亲脸上的每一条皱纹。眼角的，额头的，法令纹从鼻翼延伸到嘴角，深得像刀刻的槽。左眼皮上有一块老年斑，不大，褐色的，三年前还没有。
他比父亲高了将近一个头。小时候不是这样的。小时候他得仰着头才能看见父亲的下巴，父亲的胡茬又黑又硬，每天早上刮胡子的时候，他蹲在卫生间门口看，觉得那是最有男人味的声音。
“爸。”
林骁喊了一声。声音出来的时候，他自己都吓了一跳——哑得不像话。
林正宏的手抬起来，摸到儿子的脸上。手指粗糙得像树皮，指腹上全是老茧，在监狱工厂干了三年的活，茧子叠茧子。那几根手指从林骁的眉骨摸到颧骨，从颧骨摸到下巴，摸得很慢，像盲人在认路。
“长大了。”
他说。声音在抖，手也在抖。
“我儿子长大了。”
然后他哭了出来。
不是默默流泪，是哭出了声。六十多岁的老头子，站在监狱门口，两只手攥着儿子的胳膊，额头抵在儿子胸口，哭得像被找着家的孩子。肩膀一抽一抽的，每抽一下，喉咙里就发出一声压抑不住的哽咽，混着鼻涕和眼泪，全蹭在林骁的大衣上。
林正宏这辈子没这么哭过。厂子被人夺走的时候他没哭，戴着手铐被押上警车的时候他没哭，法庭上宣判的那一刻他没哭，监狱铁门关上的第一夜他也没哭。他跟自己说，不能哭，家里还有老婆孩子，哭了就撑不住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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