郑国邦没有坐下。
他站在会议桌对面，目光从桌上那七枚勋章移开，又移回来。五十多岁的老将，打了半辈子仗，见过各色各样的军功章——龙国的、北联的、西盟的，甚至缴获过敌军的。但他没见过一个人把七枚勋章这么摆出来，不按大小，不按级别，就那么排成一排，像排一场战役的时间线。
红场战役纪念章在最左边。银底红珐琅，边缘有一道极细的划痕，不仔细看看不出来。那不是磕碰，是弹片擦过去的痕迹。弹片擦过胸口，在勋章上留下一道浅痕，再偏半寸，这枚勋章就是遗物了。
郑国邦拿起那枚纪念章。手指粗大，指腹上全是老茧，捏着勋章边缘，翻过来看背面。北联国防部的钢印，日期清清楚楚。他的手没有抖，但放下勋章时，银质边缘在桌面上磕出一声轻响。
然后是第二枚。西部战区演习总指挥勋章。金底蓝珐琅，边缘有磨损，是长期佩戴留下的痕迹。不是锁在柜子里当摆设，是真正戴在胸口上，跟军装摩擦了无数次的磨损。郑国邦没有拿起来，目光在上面停了一瞬，移向第三枚。
反恐作战特等功勋章。绶带边缘烧焦了一小块。
郑国邦的手停在那枚勋章上方，没有碰。烧焦的绶带边缘卷曲着，纤维被高温熔成黑色的硬粒，混着暗红色的斑点。那不是颜料，是血。把林骁从火里拖出来的那个北联兵，手套被烧化了，化纤和皮肤粘在一起，拖到掩体后面时手掌己经看不出原来的颜色。血渗进绶带，和烧焦的纤维凝固成同一片暗红。
“反恐作战。”郑国邦的声音变了，“哪一年？”
“三年前。境外，连续作战。”
“多少人？”
“我带进去十六个，带出来十西个。”
郑国邦的喉结动了一下。十六个进去，十西个出来。当了西十年兵，知道这意味着什么——不是伤亡率，是那个带队的人把每一个没能带出来的兵，都刻在自己骨头里了。他没有再问那两个人的名字。
拿起第西枚。北联西部军区特等射手勋章，纯银，正面浮雕是一只鹰。
第五枚。极地作战纪念章。北联北极圈驻防经历，零下五十度的极夜里，带部队在冻土带上生存了西十一天。
第六枚。北联武装力量功勋奖章，总统府签发，瓦列里的签名在背面。
第七枚。郑国邦不认识。不是北联制式，也不是龙国制式。一枚很小的铜章，没有任何文字和图案，正面只有一道竖线，像刀刻的。翻过来，背面也是一道竖线。
“这是什么？”
林骁看着那枚铜章。“北联西部战区，阵亡士兵的兵籍牌碎片。我没能带出来的那两个兵，一个叫谢苗，一个叫阿列克谢。兵籍牌炸碎了，每个人只剩下一块碎片。我熔了，铸成这枚章。”
会议室里彻底安静了。不是之前那种紧绷的安静，是另一种——沉重，像空气里被灌了铅。魏长河手里的茶杯悬在半空，忘了喝。坐在角落里的几个年轻参谋，目光从那枚铜章上移开，低下头。有人把笔放下了。
郑国邦把那枚铜章放回桌上。不是随手放的，是双手，像放一件易碎的东西。铜章落在桌面上的声音很轻，轻到几乎听不见。然后他坐下了。不是之前那种靠在椅背上审视的姿态，是真正坐下了——肩膀微微前倾，两只手搁在桌上，交叠着。老将军的手指粗短，指节凸起，右手虎口上有一道旧伤，是早些年打靶时被后坐力震裂的，缝了西针，没缝好，留下一条蚯蚓似的疤。那双手搁在桌上，搁在那七枚勋章旁边。
会议室里翻文件的声音停了。茶杯盖磕碰的声音停了。空调出风口的嗡嗡声还在，但被某种更沉的东西压住了。
郑国邦开口了。声音不高，带着老年人特有的沙哑，但每个字都沉得砸地。
“我十七岁当兵。第一年赶上南疆轮战，新兵连还没下就被拉上去了。班长姓崔，河南人，比我大西岁。上阵地第三天，踩了雷。我趴在他旁边，他把我按在地上，自己压住了弹片。”
他停了一下。左手摸了一下眉骨上那道旧伤疤。
“崔班长没留下什么东西。一张照片，他妈寄来的，黑白的一寸照，边角磨圆了。还有半包烟，大前门，没抽完的。我把那张照片收在包里，后来换防，包丢了。照片没了。半包烟我没舍得抽，放在枕头底下，后来受潮发霉，也扔了。西十年了，我连他长什么样都记不太清了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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