岳父苏建国的第三次化疗，反应比前两次更剧烈。
沈砚舟和晚晴赶到医院时，老人正在呕吐，护工拍着他的背，塑料袋里是一片黄绿色的胆汁。晚晴冲过去接手，沈砚舟站在病房门口，看着岳父枯瘦的后背——那曾经是一个能扛起一袋水泥的脊背，现在像一张被揉皱又展开的纸。
“怎么不早叫我们？”晚晴的声音带着哭腔。
“苏老不让，”护工说，“他说你们忙，别耽误你们工作。”
沈砚舟和晚晴对视一眼。他们知道，“工作忙”是老人对他们现状的委婉说法。晚晴的母亲上周来过一次，肯定说了什么。
医生把晚晴叫去办公室，沈砚舟留在病房收拾。他倒掉呕吐物，用温水给岳父擦脸，动作笨拙但认真。苏建国微微睁开眼睛，看着他，嘴唇动了动。
“爸，您说。”
“砚舟啊，”老人的声音像砂纸摩擦，“晚晴她妈……说话不好听，你别往心里去。”
“不会的，爸。”
“我这条命，”苏建国闭上眼睛，“是个无底洞。你们……要有打算。”
沈砚舟的手停在半空。他想说“您别这么想”，想说“钱的事不用担心”，但这些话在岳父清醒的目光下，显得虚伪而苍白。
“我们有打算，”他说，“爸，您安心治病。”
苏建国没有再说话。他太累了，化疗的药物正在体内燃烧，像一场无法扑灭的野火。
医生办公室，晚晴的脸色比墙上的白瓷砖还白。
“肿瘤对化疗药物产生了耐药性，”医生说，“CEA涨到了47，我们建议转院到省肿瘤专科，那边有靶向治疗的临床试验组，但——”
“但什么？”
“入组需要住院押金三万，而且靶向药自费，每月大概一万五到两万。”
晚晴的手指掐进掌心。她算过账：靶向治疗两年，药费36-48万，加上押金和其他费用，总支出奔着50万去。她的工资，沈砚舟的补偿金，他们的积蓄——全部填进去，可能还不够。
“如果不转院呢？”她听见自己问。
“继续化疗，但效果有限。预计……”医生停顿了一下，“三到六个月。”
晚晴走出办公室时，腿是软的。她扶着墙，深呼吸三次，才让自己看起来正常。沈砚舟在走廊尽头等她，她走过去，把医生的话复述了一遍，数字精确到个位。
“三万押金，每月一万五到两万，预计两年。”
沈砚舟沉默了很久。走廊里有消毒水的味道，混合着某种甜腻的、属于医院的气息。他想起母亲临终前的病房，也是这种味道。
“转，”他说，“明天就办手续。”
“钱呢？”
“我手里有三千，你的理财八千，再找朋友借一万，先凑一部分。剩下的……”
他停顿了一下。晚晴看着他，等他说下去。
“我可以把补偿金取出来，”沈砚舟说，“但那是我们的底线，动了我怕——”
“不能动，”晚晴打断他，“那是应急的，万一你摆摊失败，万一我失业，万一孩子出生有意外——沈砚舟，那十七万一分都不能动。”
她的声音很急，带着一种近乎偏执的坚决。沈砚舟知道她在怕什么：怕退路断了，怕最后一道防线消失，怕他们从这个斜坡上滑下去，再也爬不起来。
“那我去借，”他说，“找大学同学，找以前的同事，凑够剩下的。”
“你刚被裁，谁借给你？”
“我试试。”
那天晚上，沈砚舟打了七个电话。前西个是大学同学，两个没接，一个说“最近在装修”，一个说“老婆管得严”。第五个是以前的下属，现在在某创业公司做总监，对方很热情，听说要借钱，沉默了三秒，说“舟哥，我刚买了房，月供压得我喘不过气”。
第六个是猎聘上联系过他的HR，对方首接挂了电话。
第七个是他父亲。老人听完，说：“我这里有五万，是养老的，你拿去用。”
沈砚舟握着手机，眼眶发热。他父亲今年六十七，退休金每月三千，这五万是他十年的积蓄。
“爸，我不能要您的养老钱。”
“什么养老不养老，”老人的声音很平静，“你妈妈走的时候，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你。她说你心重，什么事都自己扛。砚舟，爸帮不了你别的，这钱你拿着，给建国治病要紧。”
沈砚舟挂了电话，在楼道里站了很久。晚晴找到他时，他正看着窗外的夜景，城市灯火璀璨，像一片虚假的星空。
“借到了，”他说，“我爸五万。”
晚晴愣住了。她知道那意味着什么——意味着沈砚舟的父亲，把自己最后的保障，交给了他们。
“我们会还上的，”她说，声音很轻，但很清楚，“一定会还上。”
转院手续办得很快。第二天，苏建国住进了省肿瘤专科医院的单人病房，有独立卫生间，窗户朝南，能看到一小片绿化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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