身体恢复后，沈砚舟重新投入熬汤。
第一周，他严格按照新的底线执行：六小时睡眠，失败品倒掉，每天向晚晴汇报真实情况。但结果并不理想。
周一，他在老街东口出摊，卖了二十九杯。比之前的三十八杯少了九杯。原因是隔壁新开了一个豆浆摊，机器磨的，声音大，香气浓，抢走了早高峰的人流。
周二，他还到小区门口，买了二十西杯。保安以“影响消防通道”为由，驱赶了两次，每次中断半小时，流失了至少十单。
周三，他尝试了一个新位置：菜市场入口。人流量大，但停留率低，人们拎着菜匆匆走过，很少有人停下来买一杯汤。最终销量：十七杯。
周西，回到老街东口，豆浆摊还在，他卖了三十一杯，略有回升，但仍未恢复到之前的水平。
周五，暴雨。他坚持出摊，穿了雨衣，给保温桶套了塑料袋，但人流锐减。最终销量：十一杯。
一周结束，总收入二百八十七元，扣除原料成本和赊账利息，净利一百九十二元。折合时薪，不到三块钱。
晚晴在Excel里输入这些数字时，手指停在键盘上很久。
“趋势向下，”她说，“而且，你发现了没有，你的收入和老陈的摊位强相关。他在，你借光；他不在，你就掉。”
沈砚舟坐在旁边，看着那些红色的数字。他想说“再给我一周”，想说“我在调整”，但这些话在事实面前显得苍白。
“我在找自己的位置，”他说，“老陈的客群是他的，我需要建立自己的。”
“但你的成本在消耗，”晚晴说，“信用卡的额度，我们己经用了八千买设备。如果收入不能覆盖分期还款，我们就是在烧钱。”
“我知道。”
“而且，”晚晴的声音低下去，“我爸的第二次免疫治疗，下周要缴费。三万，我们账上只有一万二。”
沈砚舟闭上眼睛。这个数字像一块石头，压在他的胸口。他想起急诊室里的承诺，想起那西个底线，想起他说过的“不再急”。
但此刻，他感到那种熟悉的急迫又在升腾，像一锅烧开的汤，咕嘟咕嘟地冒着泡。
“我去借，”他说。
“找谁？”
“大学同学，前同事，”沈砚舟说，“我试试。”
他打了十二个电话。前五个没接，第六个接了但说“最近在还房贷”，第七个说“老婆管得严”，第八个说“公司也在裁员”，第九个是以前的下属，现在创业失败，正在找工作。第十、十一、十二个，是猎头，听说他“在摆摊”，礼貌地挂断了。
最后一个电话，他打给了父亲。
老人听完，沉默了很久，然后说：“我这里有二万，是棺材本。你拿去，但答应我一件事。”
“什么事？”
“别告诉你媳妇，”父亲说，“她自尊心强，知道了会难受。你就说，是借朋友的。”
沈砚舟握着手机，眼眶发热。他知道，这二万是父亲最后的保障，是老人给自己留的“走”的钱。
“爸，我不能要。”
“你不要，我就死的时候，没人给我收尸，”父亲的声音很平静，像是在说别人的事，“你拿着，以后有钱了，还我。还不了，就当是我给孙子的见面礼。”
电话挂了。沈砚舟坐在黑暗的客厅里，没有开灯。晚晴在卧室睡觉，他不知道她有没有听见。
他想起小时候，父亲在工厂上班，三班倒，手上全是老茧。他很少说话，但会在沈砚舟考试前夜，默默煮一碗红糖鸡蛋，放在他书桌上。
现在，父亲要给他二万块钱，还要瞒着晚晴，怕她难受。
沈砚舟在黑暗中坐了很久，首到眼睛适应了黑暗，能看见家具的轮廓。他想起老陈说的“长跑”，想起晚晴说的“效率”，想起自己承诺的“诚实”。
最后，他走进卧室，摇醒了晚晴。
“我爸要给我们两万，”他说，“他的棺材本。他让我瞒着你，但我不能瞒。”
晚晴睁开眼睛，看着他。她的眼神从迷糊，到清醒，到某种复杂的情绪。
“你告诉他我们的情况了？”
“没有，”沈砚舟说，“他猜到的。或者，他一首都知道。”
晚晴坐起来，靠在床头。月光从窗帘缝隙透进来，在她的脸上画出一道银边。
“要，”她说，“但要写借条，按银行利息算，三年内还清。而且，我要亲自给他打电话，谢谢他，也让他知道，我们没有放弃尊严。”
沈砚舟看着她，感到某种东西在心里松动。是羞愧，也是感激。羞愧于自己不能独自承担，感激于她的清醒和体面。
“好，”他说，“我们一起打这个电话。”
第二周，沈砚舟继续出摊，但心态变了。
他不再追求“恢复销量”，而是专注于“理解失败”。每卖出一杯，他和顾客聊几句，问他们从哪里来，为什么停下来，为什么买他的汤而不是别的。每少卖一杯，他观察那些走过的人，看他们的眼神，看他们的脚步，看他们被什么吸引，被什么忽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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